第八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簡稱“侯獎”）終評會近日于深圳召開。本屆“侯獎”獲獎項目為3個，提名項目為9個，入圍項目為22個。獲獎項目為（按終評得分高低排序）：王曉巖《大汖村最后十三人》、王士杰《青春》、譚秋民《和諧》。 

本屆“侯獎”征稿自2020年12月6日正式啟動，2021年8月31日截止。期間，共計收到101554件申報作品。按照本屆申報規則過濾不合乎要求的申報項目后，有效申報項目數量為182個（182位攝影師）。 

本屆輪值評委會主席繼續由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藝術評論家、前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擔任。根據《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學術委員會議事規則》（第八屆），本屆“侯獎”評委根據“3+2”的方式產生，即三位在當屆學委成員中產生，兩位由當屆學委推薦產生，原則上評委不得連任。據此，本屆評委成員共五位，其中在當屆學委成員中產生的三位分別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中心研究員，攝影評論家顧錚；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中國美術學院影視學院兼職教授、（浙江）西湖紀錄片大會學術部副主任張獻民；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研究員、博士鄭梓煜。為讓“侯獎”評委團隊不斷擁有新鮮血液，由當屆學委推薦的兩位分別是映畫廊藝術總監、策展人，“故鄉的路——中國少數民族攝影師獎”“映?紀實影像獎”創始人那日松和攝影師黎朗。 

深圳市慈善會?陳湘波藝術公益基金對本屆“侯獎”獎金資助。

20世紀中期，中國的農民占總人口的88%，現在，這一比例約為36％。從1978年至2021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增加到9億人，城鎮化率從17.9%增加到了63.89%。我們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城鎮化的水平推進到70%，也就是說要使10億人口進入城鎮生活。

中國的農村正在經歷著一場速度、深度、廣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在農耕文明的鄉土中國向工業文明的行進中，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有些村子雖然村莊還在，但村里青壯勞力或外出打工，或遷徙到城鎮落戶謀生，村中只剩下老弱婦孺，形成了“只有村、沒有人”的空村化局面。

大汖（在字典里讀pin，與“聘”同音，為高山流水的意思。當地人讀“汖”為can，發音介于“蠶”“禪”之間）村是這樣一個空了心的千年古村，她在經歷了打工潮和城鎮化后，人口日益凋零，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36人銳減到現在的13人。這個正在凋敝的村莊，在村民訣別式的遷徙后從內部瓦解。

《大汖村最后十三人》專題以大汖村為標本，通過對留守在村中13位老人的影像志的口述史，講述了大汖村的歷史記憶、文化信仰、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專題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出發，通過以小見大、以點及面，剖析了城鎮化浪潮下中國農村的現狀與命運，希望能喚起更多人對村落命運的關注與思考。

目前空村化已成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像大汖村這樣傳統的、自然的、古樸的村莊，先是悄悄地在我們身邊消失，然后慢慢地在我們的視野里消失，最后將在我們的版圖上消失。

No.2 王士杰《青春》

2009年到2021年，十二年間，我持續拍攝了寧波本地高塘村的露天溜冰場。這里是外地年輕打工者空閑時發泄荷爾蒙和戀愛的場所。溜冰場有社會底層的打工族，也有非主流的“殺馬特”（網絡用語，即造型夸張、特立獨行的群體）”。我融入其中，認識了一茬又一茬溜冰場上的年輕人，少男少女們在紅黃相間的滑道上大笑著掠過，夏天的風拂過他們的發梢，裹挾著帶有汗水味的青春在空中肆意飄蕩。他們在這里聚集、聊天、約會、打架……

在他們的合租屋里，每天都不斷演繹著平凡的人生百態。每天都會有人來，也會有人走，似乎這就是常態。每個人都按照特定的時間節拍活在自己的孤獨之城里，在假面背后的人性被逐漸扭曲成一個個怪物，想要擺脫束縛必將遭受時間的終結，而一個人的消失甚至死亡也許是另一個人夢的開始。

每當夜晚降臨，霓虹燈閃爍時，整個露天溜冰場被塞得滿滿的，爆棚的音樂聲和刺耳的尖叫聲強烈刺激著每個人的聽覺系統，他們瘋狂扭動著身體，歇斯底里吶喊著，猶如夢游，卻是另一種青春的亮光和顫動。

我不了解在中國，有多少年輕人的青春是這樣的，我只能看見眼前的這些，但我確信，這里仍然有著青春的全部：憧憬，欲望，堅韌的生存意志，刻骨的疲倦，誤解、沖動和幻覺，盡管粗礪，潦草，簡陋。

No.3 譚秋民《和諧》

近十年來，我以自己生活的城市為原點，拍攝了大量本土住民題材的紀實影像，也獲得了一些成績。2015年開始，由于我經常往返于上海，看到了這座中國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革的前哨站所呈現出來的其它次線城市不具備的前沿性、聚合性和超驗性，這些場景必然屬于一個全新時代，那么傳統紀實攝影在面對客體世界的斗轉星移，是否也要作出應變的姿態？最近幾屆“侯登科”紀實獎的評選結果讓我看到，關懷人類、關注社會和時代，是紀實攝影永恒不變的精神內核，從這個原點出發，任何個體化的表現方式都是靈魂的舞蹈，無論傳統的攝影框架是否被突破，都是殊途同歸，我想，這也是侯登科先生所樂見的。當我想明白這個問題，我對“宜家商城”這個題材內容的創作就有了全新的想法。

在這件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我把一臺開啟工作模式的相機“隨意”地放在現場中的某個位置，然后通過手機軟件對相機進行操控，捕捉那些出現在宜家商城中的形形色色人物，他們的狀態真實、自然、放松、自由，商場空間儼然成為一個現實版的“家”的劇場。但同時，我又讓自己置身其中，使原本就有些荒誕的場景變得更加荒誕。在這個過程中，科技產品為我的“偷拍”提供了輔助，科技的發明創造在這里成為一件隱秘的工具。我以自身形象的反復介入，將自己變身為“悄然入侵者”的符號，代表科技手段的無處不在，也代表那些對傳統關系產生改變和影響的未知因素。這種兼具行為藝術特征的創作，是我在攝影方式上尋求的“變”，但最終指向的是紀實攝影精神內核的“不變”。我想提出,在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商業和科技對人類的物化、公共空間與個體空間的界限在模糊、新的潛在因素演變著“家”的意義……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關切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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